胡祖光同志在浙江工商大学全校干部会上的离任演说
尊敬的庄部长，各位领导、各位老师：我自从1984年12月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到杭州商学院工作，到现在已经是第25个年头了。25年中，我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学校；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今天，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即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这个让我难忘的时刻，我好象有千言万语要说，但是又一时凝咽。回想25年的工作与生活，我感慨万千，内心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我首先要感谢远在北京的老领导蒙鼎铭书记和正在病中的老领导赵国柱院长。正是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使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到杭州商学院不到1年，就以一个助教的身份直接进入校党委会。这使我得以近距离观察校领导的领导风格，学习校领导的领导艺术，为我后来承担学校的领导重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辜负老领导对我的期望，一方面，我作为党委委员，和其它党委委员一起领导学校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和浙江工商大学全体教职员工一起为学校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教师，我在上世纪90年代以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先后为学校拿下产业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学科的2个硕士点；本世纪初的2003年又以企业管理学学科带头人的身份为学校拿下企业管理2级学科博士点。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博士点申报中，我还将以数量经济学方向的带头人参加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如果成功，我校将同时增加数量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等8个2级学科博士点，使我校的博士点总数至少增加到11个。果真如此，将是我校学科发展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我在这里想对老领导说一句：当初你们大胆得近乎有些不可思议地重用了我，但是我也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我也要感谢老领导潘仰生书记和钱尚玮院长对我的信任，使我进校不到6年就担任了副校长的职务，并在6年后担任了校长的职务，从而使我有可能把自己的一些设想如子女战略、英语寝室等付诸实施，并取得初步的成功。我觉得，当领导的最大好处绝对不是为自己谋私利，而是能够使自己的一些设想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最近5年，我们学校在武书连的大学排行榜中从第170几位上升到130几位。英语寝室（现称为SEPP）的推行，一个直接效应是实现了招收海外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历史性的2个零的突破；但是，我相信，它的长期效应是我校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提高，从而大大增强我校学生在就业时的竞争力。现在已经传来了2个好消息：一是今年我校的2年级学生大学英语4级通过率历史上第一次达到90%以上。根据来自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的消息，这一通过率已进入全国前10名。杭州商学院学生的一次通过率也接近70%，在全国和浙江省都超过了很多一本院校。这说明，当初党委决定做实杭州商学院基础课老师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是做实杭州商学院专业课老师的时候了。二是我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学生在就业竞争中多次挫败名牌大学学生的令人高兴的故事。当然，这一成绩的取得，我们学工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各个学院的书记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广大外语教师全面实施的“英语寝室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全方位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教学方法，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作为英语寝室活动的创始人和设计者，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外国语学院的各位领导、教研室主任以及全体外语老师，感谢他们对我提出的英语寝室活动的理念给予大力支持和践行，从而使我的设想逐渐成为现实。我也要感谢外事处的同志。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为我校争取了大量的留学生，从而使我校在外事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大大推进了英语寝室活动的开展。
我也要感谢浙江工商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在我任职期间对我的支持。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在教职员工中有许多好朋友，在我位高权重的时候，他们只把我当成普通朋友，敢于向我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使我在位时能够时刻保持与最基层的群众的联系，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从而避免了犯不得人心的低级的但又可能是重大的错误的可能性；在我退下来后，他们更会把我当成普通朋友。由于这一大批好朋友的存在，因此，我在退下来后，完全不存在少数人担心的失落感。相反，我的生活会由于这一大批好朋友的存在而更加充实、丰富！
我也要感谢全体中层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我担任校领导期间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校中层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素质在浙江高校中名列前茅，这是有口皆碑的。我校的中层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不但有较高的素质，而且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当我作出错误决定时，他们敢于向我指出，这是一种最可贵的品质，也是我们学校能够不断沿着正确道路前进，不犯重大错误的根本保证。我也因自己能够具有民主作风而感到自豪。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小小说明：大家知道我们学校从2005年开始就要求学校各级领导听课。根据要求，校级领导每学期应该听4节课。从今年9月25日学校公告公示栏全校各级领导听课情况统计结果公告中可以看出，我们所有的中层干部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听课任务。但是，当时的统计表却显示，我上学期听课次数只有2节，少于学校规定的4节。但是，事实上，我是听了4节课。发现以后我及时和有关同志进行了核对。当然现在公告栏上已经被纠正过来了。但是，考虑到很多人看到的可能是纠正以前的数字，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解释。因为我不想给大家留下一个“党委书记没有站好最后一班岗”的不良印象。
我还要感谢校党委的全体成员对我工作的支持。我们校党委的成员各自分管一块工作，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从而使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学校发展的大事和开展对外有关工作。我校党委成员的独立思考精神在浙江高校中是有名的。我校党委班子在讨论问题时曾经发生过党政一把手都同意而由于其他委员反对而未能通过的情况。这种情况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它却充分说明了我校党委班子中的民主精神和党委成员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一特点从王光明书记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希望这种精神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这是确保我们党委领导班子避免犯错误的重要保证。
我也要感谢王光明教授和励建荣教授，因为他们分别领衔为我校获得2项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实现了我任期内国家教学成果奖零的突破。特别是励建荣教授，他去年开始申报的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已经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顺利通过先后3次公示，走完了一切程序。励建荣教授实现了我所期望的在我任期内实现国家科技大奖的零的突破的愿望，我从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也要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同志们，通过我的积极争取，使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得以建立，从而使我校能够成为在最近10年内全国批准设立的第五家大学出版社。现在，全国设有出版社的高校是101家，而211高校有108所。这说明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是多么的不容易。由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提升了浙江工商大学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而且使得我校在一个长时间内可以使用“浙江工商大学是浙江省3所既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又建有出版社的大学之一”的宣传口径。
我也要感谢省委组织部和教育厅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关心。说实在话，如果说我1996年担任校长一职是由国家商业部所决定的并且有些预感的话，那么，我2004年担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和2006年担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却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人说，我国有些地方存在跑官买官现象，但从我亲身的经历来看，我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从来没有向省委组织部和教育厅领导因为自己的官位问题而向他们送过哪怕是1两茶叶和1根香烟！我相信，承勇书记和建淼校长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校党委班子的所有成员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特别要指出，由于省委组织部把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的重担放在我的肩上，使得我们浙江工商大学在申请成立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的过程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促使了申请成立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的成功。
最后，我要把内心深处最深切的感激送给我的爱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工作繁忙，加上科研任务重，我很少有时间陪伴夫人散步看电视，更没有时间帮妻子做家务。但是，我们几十年来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在生活和事业上相互扶持，一起走过了人生最灿烂的岁月，也获得了令我们自豪的成就。退下来后多陪陪爱人，学做些家务，手牵手一起走过人生又一个黄金岁月，是我最大的心愿。
同志们：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到这个学校工作，已经是第25个年头了。我对浙江工商大学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从内心里希望浙江工商大学能够在今后发展得更好更快。我觉得，浙江工商大学发展到今天这个位次，全体教职员工已经为这个学校的发展竭尽了全力。当前我校正在酝酿一场内部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对于能促进学校加速发展的改革我永远是支持的。我校的中层干部和教学科研骨干，特别是各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双肩挑的干部和广大教授，是学校最宝贵的财富。学校的发展需要这批人冲锋陷阵。学校的改革也要依赖他们来开展。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同志们：在我即将退下来的日子里，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轻松。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就是“人活一辈子，就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在位的时候，为了学校的发展，我有时也不得不做一些违心地去求人的事情。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当我告诉老领导赵国柱院长，我为了申博而在某个全国一流高校的管理学院院长下榻的金溪山庄的客房门外站立半个多小时等候的时候，赵国柱院长都因愤怒而为之动容。记得几年前，当我在离退休处组织的向离退休老同志汇报会上报告这几年来的发展时，面对着八十高龄的老同志，我就好象面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在汇报到开展公关活动时所遭遇的某些冷遇委屈后，不禁流下了眼泪。事实上，我是一边流泪一边汇报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有好多老同志走到台上来对我表示理解、同情和鼓励，使我深深地感动了。今后，我不再需要为5斗米折腰了。在古代，不为5斗米折腰指的是官场；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在浙江的官场，我从来都是受到尊重的。省委组织部的领导、省教育厅的领导对大学的领导都非常尊重，完全不存在我为5斗米折腰的事情。但是，在全国的学术界，我们知道，以浙江工商大学目前的地位，要想有大的发展，有时则需要做一些为5斗米折腰的事情。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最痛苦的事情。但是，对一个校领导，这又是必须做的事情。现在，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今后，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无比高兴。从今天起，完全静下心来，慢慢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出成果。10年内出更多的成果，这是我退下来后的计划。
各位老师：我虽然不是从浙江工商大学毕业的，但是，浙江工商大学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我的母校，因为我的母亲是1936年从浙江工商大学的前身——杭州中等商业学堂毕业的。这是我校档案室收存的当年杭州中等商业学堂的学生通讯录，第23页上就写着我母亲李淑娟的名字！因此，浙江工商大学是我真正的母校，是母亲毕业的学校！也正因如此，25年前，从我放弃留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机会，毅然决然地来到我们学校工作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要为母亲的学校的繁荣、强大而努力！为此，我奋斗了整整25个年头！我在浙江工商大学领导的岗位上，尽管也遇到过各种困难和挫折，但总的来说是非常顺利的：从申博的反败为胜、升格大学的顺利实现、教学评估获得优秀、土地拍卖2723万元一亩的天价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的顺利设立，一连串的成功，使我得到了“福将”的称号。其实，我知道，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成功的好消息，是因为我得到了浙江工商大学全体教职员工特别是中层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教授的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在我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广大群众对我的支持，是我能够成为“福将”的根本原因。此外，我也隐隐地感到，母亲的在天之灵在保佑着我。我还清楚地记得，2006年2月17日晚，那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晚上，90多岁高龄的老母亲突然病危。我守在母亲的病床前，一面为母亲的病情感到焦虑，一面考虑后天北京方面已经约好的一个事关学校发展的重要的活动。母亲能坚持到我从北京回来吗？我当时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母亲好像知道我的矛盾心理一样，在当天晚上就撒手西去了！我为母亲守灵32小时，于19日上午把母亲的遗体送殡仪馆火化，然后就强压住心中的悲痛直接飞赴北京赴约。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杭州下起了大雪；而第三天下午我飞赴北京时，则是晴空万里。应该是母亲的在天之灵在保佑我吧！今天，在这里，我想大声对母亲说一声：妈妈，您安息吧！我用25年的心血交出了一份您满意的答卷！
今天，省委委派蒋承勇同志来工商大学担任书记的时候，我心中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知道蒋承勇书记作为浙江省工程技术界、农林科技界、文学界、艺术界、教育界、卫生界50名特级专家之一，可以说在浙江工商大学是政府认定的学术水平最高的学者。实际上，蒋承勇同志被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江南大学等重点大学特聘为兼职教授、博导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了他本人的学术水平。作为党的十七大代表，蒋承勇书记具有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和非常高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蒋承勇书记大学毕业后就到台州学院工作，和我一样，为自己的学校奋斗了20多年。他肯定懂得我们这一份家业的来之不易，因此会更加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成就。并且根据我的了解，蒋承勇同志在工作中非常能够听取群众的呼声。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保证我们浙江工商大学不走弯路或者少走弯路，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这里我衷心地祝愿学校新的党委班子，能够充分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广大教授和中层干部的意见，领导浙江工商大学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把浙江工商大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最后，再一次对大家20多年来对我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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